總之，潮流興創意。要定義創意，總不如看看談創意者的語意般大開眼界。 像以下的對話，在去年和今年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新生面試中就十分常見：

　　「為何報讀我們的課程？」

　　「因為我想學些有創意的東西。」

　　「那是甚麼意思？」

　　「我討厭正規的學科，沉悶極了！」

　　這個問題的答案還有好些版本，例如：「我已唸了四年的理科（或商科），很想換一換口味。」；

　　「我有很多想法，好想表達出來。」
　　
　　經常甚至最多出現的答案是：「……」啞口無言。

　　這些答案除了流露著滿腹的苦悶外，還有一種要發聲的渴求，也是不少年青人把創意想像為解脫任何束縛的全然自由的因由罷？至於所謂創意媒體所製造出來的是否就一定有創意？這就算另一番文章了。

創意流行性感冒
　　創意感冒愈傳愈廣，當然還多得公眾和普及傳媒的加把力。暑假期間，黃霑及高志森以橋王的形象為招徠，大搞創意訓練班。你隨便到一間書店去逛逛，心理學的架上近一半的書教你如何運用創意思考去實現個人成功的夢，或在商業的營運上出奇制勝。不少這類的參考書更以manual的形式出現，教你三百六十五日每日一招，把創意化為有系統的個人生活操練，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是提倡一個模塑自我的技術(techniques of the self)；「改善」或調節人格及生活秩序，便由所謂潮流席捲無可抵擋的被動式安排，變為甘心樂意的自我操練。也有不少以創意為problem-solving而服役的書種，創意遂成為隨手挪來的商品，可作即食的妙計錦囊。

　　創意本來是一種態度、一種眼界、一種視野、是生活的方向，本該是所有人在成長與教育的過程中逐漸掌握、逐步開拓的質素。至今，創意已成為系統訓練的目標，甚至成為治療性的特種計劃。

新加坡的創意故事
　　潮流興創意。一旦成了潮流，就難保其原創性了。究竟人人都醒覺到創意的重要性，追求創意有甚麼不好，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我需要的決不是創意文化生產與複製，或當創意文化被大規模的建造，成為基建工程的話，我們就要小心。創意文化最吊詭的情況，莫如由國民政府策動的從上而下的文化工程。

　　就拿新加坡來作個例子罷。新加坡以邁向創意國家為廿一世紀的目標，近數年來撥用於發展（狹義）文化活動的公帑十分闊綽。套用我個一新加坡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的話，他們的政府向來就如上帝。政府說「要有房屋，便有了房屋」（Let there be housing, and there'll be housing），「要有樹木，樹木便長出來」，而此刻政府說：要有創意，創意便在形形式式的公營私營機構現身。

　　對這樣的效率，我想提出兩點觀察：一來是創意被等同（或限制）為狹義的藝術創作，即如果要發展創意，就必須讓多些拍錄像、繪畫、搞音樂等等的藝術專業人士有在公共空間展現的機會。其二，就是把創意化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把所謂創意文化的建造，透過文化政策的落實化為管治的技術(technology of government)。

　　以新加坡的例子來談，當文化成為一種program，成為有效政府的議程之一的時候，創意就成為一種集體的意識形態，隨之而來的，就是上述的自我模塑的技術，自我調節以呼應政府對標準公民的招喚的出現。創意原來所指向的個人空間就在不知不覺中被銷毀了。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新加坡故事」的下一個章節和情節鋪路，一切都是為了新加坡能繼續其亞洲領導者的夢。不信？看看那座正在興建中、自稱為未來亞洲文明的中心的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的宏偉外觀罷，感受一下創意成基建、成為管治工具的威力。而香港呢？讀者可自下斷判。

提倡表達抒發風氣
　　說到底，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一個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我感到寫這篇文章的虛弱，甚至乎不知道作出上述的批評後，其實又可以改變甚麼。或許可以提出兩點作結：

創意是一種眼界與視野。

　　（一） 文化研究近十年的方向提醒我們，單單分析大眾傳媒信訊的不足。這陋文所引用的理論框架已超乎了信訊的解析、意識形態的批判，而想指出理想公民的典範與公民政治之間的關係，其實有效地開創出檢視流行觀念的路向，在這况我只作了很皮毛的討論。

　　（二） 如果學生的家長對學生的要求是：你學了這科有何出路？實用嗎？我們可以如何輔助學生去超越這最貼身的壓力？創意的精髓在於能在各種限制之中海天空，以無懼的心靈躍動所達至的境界；創意在於能靈活的攝取不同的視點，探索新的領域；創意由自我認識、自我醒覺、思念感情的表達為起步……（這些可以另文再談）。

　　再談改善教育制度恐怕已成陳腔濫調，因為教育家長、教育教育者似乎更重要。但至少在整個香港城市的構造、面貌上或許有一點可以作為新起步，就是維護、以至拓展群體結集和發表的空間，在空間的設計和運用上提倡表達和抒發的風氣，也就是創意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