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研究
從巨星之死看隱惡揚善的報導手法

傳媒一般喜歡從負面的角度 報導新聞,而傳媒報導娛樂圈的消息時,也多作負面報導。但對於一些明星的逝世消息,傳媒的報導手法卻有別於一貫作風。本文希望探討傳媒報導巨星之死時,所採取的隱惡揚惡報導手法。

本文所採用的資料來自《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星島日報》及《明報》,並用質性研究分析張國榮和梅艷芳的逝世新聞。首先我們看看傳媒報導張國榮自殺與其他自殺新聞的分別,然後比較張國榮生前死後的報導。我們又比較了報章對梅艷芳治病態度的報導,及分析傳媒報導巨星之死時隱惡揚善的原因。



張國榮生前死後報導的分別

在張國榮自殺和其他自殺新聞的標題方面,兩者並無太大分別,都是一些「跳樓亡」之類的字眼,然而在內文及相片方面,兩者的分別較大。張國榮自殺報導中,內文多提及其遺容詳和,簡述其墮樓經過,也多以「墮樓」代替「自殺」字眼。圖片就多展示其生前的風采,就算有跳樓現場照片也只是小圖,而且不見屍體。相反在一般自殺案件,內文多以煽情和生動地描寫屍體和跳樓經過,相片也會展陳屍體狀況及家屬的悲慟心情,容易挑起讀者的情緒。總括而言,各報在處理巨星張國榮自殺一事上都比平常多了幾分尊重。

《蘋果日報》在張國榮生前死後的報導的分別最大。我們發現,有關其感情生活上的報導,都集中在他的性取向方面,令人感到該報在營造一種「張國榮的感情生活和性取向是奇怪」的氣氛。然而在張國榮死後,該報對張國榮性取向的報導都是正面的,既說他是同性戀者的典範,對他高調地承認性取向和與唐先生的關係予以高度讚揚,也對張國榮的「長情」表示尊敬,甚至找來學者作分析。《蘋果日報》在張國榮生前對其在演唱會的表現及打扮的報導幾乎全屬負面,用字刻薄。相反,該報於張國榮死後盛讚他的演出和打扮充滿藝術感,是潮流先鋒,衣著打破性別界限。

從以上一些例子可見,報章在處理張國榮此類巨星自殺身亡的消息時,都會把對其生前的「貶」轉為「褒」,報導手法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


對梅艷芳治病態度的報導

梅艷芳沒有於病情仍輕時主動醫治,這種行為不值得鼓勵,也作了一個壞榜樣。但報章並沒有就她沒積極求醫致死一事作負面大肆報導,也沒有斥責梅艷芳不珍惜生命。

《星島日報》對梅艷芳治病態度的報導中,其隱惡揚善的程度最低。它沒有刻意地隱惡或揚善,多是以客觀的角度敘述梅艷芳對抗疾病的態度。該報詳細報導她抗癌經過,列舉了其因子宮頸癌病逝的原因。

《東方日報》只是集中褒獎梅艷芳在事業上的成就,為她塑造了一個巾幗英雄的形象。但該報並沒有梅艷芳治病情況的相關報導,對於她治病的態度也沒有作任何表態。該報曾報導梅艷芳沒有治病的原因,但只佔很少篇幅,報導中說明梅艷芳不去治病的原因是欲圓幸福夢,並強調了治病的痛苦。《蘋果日報》也沒有就梅艷芳沒有積極求醫一事作負面大幅報導,反而以一些煽情的字眼歌頌其一生的成就,甚至標榜她是一個勇於面對死亡的抗癌勇士。

《明報》對梅艷芳沒有於病情仍輕時主動醫治這行為都是採取體諒、憐惜的態度。該報沒有批評梅艷芳不及時就醫,反而嘗試了解為甚麼梅艷芳患癌初期不就醫的原因,並為不利於她的報導作出平反。

總括來說,各報章並沒有就梅艷芳沒積極求醫致死一事作大量負面報導,也沒有直斥梅艷芳沒有珍惜生命。不同報章在報導此新聞採取了隱惡揚善的態度,並不會以負面角度來炒作及嘩眾取寵。


隱惡揚善的原因

報章對巨星自殺的報導取向較為「仁慈」,原因可能包括下列三項:中國人的傳統、巿場經濟考慮、巨星的獨特性。

隱惡揚善是一種寬厚和包容的態度,其源頭可上溯至先秦的儒家。中國文學中的祭文、銘文、悼亡詩等,都是表達對死者的頌揚和懷念。這是中國人的人文傳統,而隱惡揚善的態度可視作這種精神的延續。

現今的傳媒在運作上也一定程度反映這種態度。傳媒工作者會依從這個傳統價值觀作報導,他們也考慮到普羅大眾會持這個道德觀念,因此當巨星逝世時,傳媒會集中報導巨星生前的豐功偉績而避談其種種缺失。這一方面可顯示對死者的尊重,而且也不會與普遍大眾的觀念相違背。

其次,從市場導向的情況下,新聞工作者往往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並迎合讀者的口味與喜好,而用「激化」(hyping)的手法和煽情的角度來報導新聞。所謂「激化」是指將事情尖銳化、矛盾化和突顯化的報導手法。

如上所述,大眾對死者存有尊重的意念。若報章仍依舊以負面角度作煽情點和激化手法作焦聚點,便會違反了大眾對死者的尊重,甚至可能引起讀者的反感,因而影響銷量。故此,報章為了迎合讀者,便只好以正面、稱讚、甚至隱惡揚善的角度來作報導,以達煽情化的效果,從而吸引讀者。

第三,報章對巨星自殺的隱惡揚善報導,也是基於巨星的獨特性。巨星總是被塑造成完美的形象,例如他們美麗、成功、有才華、有名有利、高不可攀。這些形象吸引了一群支持者,他們擁戴和仰慕巨星。由於巨星擁有為數眾多的支持者,這些受眾會對傳媒構成壓力,所以在巨星死後,傳媒為免引起龐大支持者的不滿,因此會採取隱惡揚善的報導。而且明星是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他們及其文化演藝作品陪同香港市民一同成長,是香港集體回憶和普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大眾普遍希望他們的集體回憶應是美好的,因此這些明星在身後不應被醜化。為免違反大眾對明星的尊敬及對集體回憶的維護,報章對巨星自殺的報導自然「手下留情」。


■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 謝貝嬈、徐翠桃、聶惠欣、張愛蓮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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